高句丽的历史一直以来都是东亚历史学界一个极具争议的话题。中国与韩国双方都希望在这段历史中占据有利的位置，这种争论持续了许多年。

高句丽自公元前37年建立至公元668年灭亡，历时近七个世纪，其疆域覆盖了现代中国东北及朝鲜半岛北部。早期，高句丽的都城设在集安，后来迁至平壤。需要强调的是，判断高句丽的历史归属，必须依靠历史证据，而不是简单的民族认同。此外，国际社会对此的看法同样重要。

2025年，集安博物馆将迎来一枚特别的西晋金印，其上刻有“晋高句骊归义侯”的字样。这一珍贵文物为高句丽在西晋时期接受中原王朝的册封提供了有力证据，显示其为地方政权的一部分。

这枚金印重88克，设计为马钮，其规格与其他晋代少数民族官印完全一致。它的发现并不仅仅是孤立的一个证据，与此前出土的其他铜印相互印证，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条，表明高句丽在西晋时期在中原王朝的有效统治之下。

早在200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苏州召开会议时，高句丽遗址就被认定为中国东北的边疆政权遗产，韩国代表当时并未提出异议。如今这枚金印的出土，进一步稳固了国际社会对此的共识，使得韩国在此问题上扭转的难度加大。

高句丽建立于扶余部落，由朱蒙所创。其早期的活动区域主要在中国东北，曹魏时期，高句丽王位宫频繁对辽东地区进行侵扰。对此，曹魏派遣将领毌丘俭出征，正始五年，毌丘俭自玄菟郡起兵，顺利攻克丸都山城，迫使高句丽王室逃亡。次年，毌丘俭继续进攻高句丽，直至将其彻底击溃。1904年，集安地区出土的毌丘俭纪功碑详细记录了这个事件，虽然碑文存在缺失，但核心内容得以保存，证明了中原王朝对高句丽的实际控制权。

到公元668年，高句丽灭亡，唐高宗派李勣出兵，与新罗联合攻陷平壤。高句丽的最后一位统治者投降，被带到长安封为司平太常伯，其后代高仙芝成为唐朝著名将领，活跃于安西战场。高句丽作为一个政治实体在中原的历史中就此结束，而其王室并未传承至朝鲜半岛南部。

高句丽遗民中，有部分迁入内地，与汉族融合，另一部分则留在东北与靺鞨民族共同生活。公元698年，大祚荣建立渤海国，大量高句丽人被吸纳其中。唐玄宗册封大祚荣为渤海郡王，渤海设立忽汗州都督府，处于唐朝的管辖之下。渤海国的疆域覆盖了高句丽的旧地，其居民风俗与高句丽相似，依旧延续着东北地区的文化脉络。

在200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会议上，中国与朝鲜联合申报高句丽遗址，经过评估，这些遗址被确认属于中国古代东北边疆政权，最终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高句丽遗址包括集安王城及王陵，主要分布在辽宁桓仁与吉林集安。其城墙由石块构成，墓室中的壁画栩栩如生，具有极高的历史和艺术价值。

虽然韩国方面试图将高句丽的历史视为本国历史的一部分，但现有的证据链却形成了相对稳固的支持。西晋时期的金印作为最高等级的器物，有力证明了中原王朝对高句丽的实际统治。尽管相关文献未能详细记录西晋对高句丽的册封，但这一金印的发现填补了历史的空白。金印由金明南夫妇购得并无偿捐赠给集安博物馆，使其得以回归故土。

目前，韩国的民间团体仍对中国博物馆删减高句丽及渤海历史表达不满。然而，中韩两国在历史观上的差异，造成了冲突的根源。中国侧重于领土的归属，而韩国则更倾向于民族认同的视角。这种差异使得渤海国的历史问题愈发复杂，渤海被视为韩国历史的一部分，但现有的证据并不支持这一观点。